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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美国政府突然决定从叙利亚撤军，约2000名士兵将被撤回。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军队已经成功完成了使命，不再需要驻扎在那里。然而随后的撤军进程则十分缓慢。今年1月初，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称，美国没有制定从叙利亚撤军的具体时间表，但也不打算无限期驻扎。特朗普也表示，美军将“在一段时间内”缓慢撤出叙利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存在违背审贷分离原则、授信“三查”不尽职、人为掩盖资产质量真实性。杨胜辉对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违背审贷分离原则、授信“三查”不尽职、人为掩盖资产质量真实性的违规事实应负责任。贵州银保监局机关决定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罚款人民币二十万元。杨胜辉被罚款人民币五万元。

此外，大商所还创新试点模式，持续探索服务实体经济有效路径。今年面向煤焦钢企业，推出了涵盖场外期权、场内期权、基差贸易等业务模式的“企业风险管理计划”，为产业企业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在产品端发力的同时，不忘加大市场培育力度，夯实市场发展基础。

关闭贸易摩擦应对案件动态贸易救济案件公开信息查询责任编辑：陈合群中证网讯（记者 欧阳春香）中超控股（002471）7月25日晚间公告，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超控股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属于可撤销的瑕疵决议，且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已被裁定禁止行使股东权利，其中亦应包括股东请求撤销公司决议的权利，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深圳鑫腾华的诉讼请求。

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先后实施或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想了解一下这些外部政策因素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会有哪些影响？谢谢。王春英：过去几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对全球汇市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了不同影响。第一个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明显分化。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失业率持续下降，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启动加息；由于经济依然低迷，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央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这种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方向上的较大差异，导致美元汇率出现较快升值，我们看到2014年下半年到2017年初，美元指数从80左右升破103，最高涨幅近30%，使得新兴经济体在这一阶段普遍面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第二个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同但进程有所不同。从2016年起，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开始好转，欧央行开始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逐步降低购债规模，并计划在未来停止购债。2017年后，欧元区政治稳定性有所增强。同时，英国、加拿大等国央行开始加息。在此情况下，市场对欧元区等经济体复苏和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增加。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期待有所减弱、更趋理性，总体上压制了美元的升值势头，2017年美元指数回落9.9%，这期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明显缓解，我国跨境收支也趋向基本平衡。由此可见，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在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传导效应，对国际汇市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不一样，目前的情形仍有助于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不过，多数时候被忽视的是长期因素。尽管短期的汇率运行方向有时会和长期因素的作用力截然相反。中国政府历来注重长期因素，强调一国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和国际竞争力对汇率趋势性运行方向时的决定性作用。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为例，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础上，实施“收盘价+一篮子汇率指数变化+逆周期因子”三因素决定的中间价定价机制，既兼顾了国际收支基本面和长期供求平衡，又兼顾了短期美元相对强弱和即期供求，还包含了对非理性情绪的引导。